我国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北京

( )地铁始建于1967年1月1日，1969年10月1日第一条地铁线路建成通车，成为我国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

A. 北京

B. 大连

C.广州

D. 天津

阅读下面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雨季的到来，让我国不少城市陷入“水城”的窘境。新晋“水城”是内陆城市长沙。2011年6月28日，长沙6个小时降雨54毫米，造成部分地区积水，一些路段积水甚至没过大腿。 但从全国来看，长沙的内涝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2011年6月23日下午4时30分左有，北京突降暴雨，截至当晚7时，城区平均降水57毫米．个别地区最大降水量达182毫米。这场暴雨带来的不仅是闷热的暂时离开，还让北京城狼狈不堪。城区多处积水，多处道路瘫痪，形成了众多网友眼中的北京新八景，比如“二环观海”、“水上机场”、“地铁瀑布”等等。让人痛心的是，两名青年因下车推雨中熄火的汽车掉入污水井中，瞬间被水卷走。6月24日，两人的尸体在距离事发地3公里处的管井中被发现。暴雨中的北京再次登上了众多境外媒体的重要位置。BBC、《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均推出“水漫京城”的图集；路透社推出题为“大水将北京变为池沼”的报道；德国新闻电视台更是使用了“大水吞噬北京”的标题。仅仅一周前，也因为一场暴雨，让“到武汉来看海”成为网络流行语。进入雨季以来，广州、深圳、重庆、杭州、南京、南昌等城市，轮番上演暴雨淹城的景象，“东方威尼斯”的称号在中国多地开花。 2011年，我国因为大雨而发生内涝的城市将近20座，但真正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的城市不多，许多城市纷纷将责任推给“极端天气、雨量过大”等客观原因。这种做法（ ）。

A.静止地看问题

B.分不清真理和谬论

C.夸大了外因的作用

D.回避外部矛盾

阅读下面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雨季的到来，让我国不少城市陷入“水城”的窘境。新晋“水城”是内陆城市长沙。2011年6月28日，长沙6个小时降雨54毫米，造成部分地区积水，一些路段积水甚至没过大腿。 但从全国来看，长沙的内涝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2011年6月23日下午4时30分左有，北京突降暴雨，截至当晚7时，城区平均降水57毫米．个别地区最大降水量达182毫米。这场暴雨带来的不仅是闷热的暂时离开，还让北京城狼狈不堪。城区多处积水，多处道路瘫痪，形成了众多网友眼中的北京新八景，比如“二环观海”、“水上机场”、“地铁瀑布”等等。让人痛心的是，两名青年因下车推雨中熄火的汽车掉入污水井中，瞬间被水卷走。6月24日，两人的尸体在距离事发地3公里处的管井中被发现。暴雨中的北京再次登上了众多境外媒体的重要位置。BBC、《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均推出“水漫京城”的图集；路透社推出题为“大水将北京变为池沼”的报道；德国新闻电视台更是使用了“大水吞噬北京”的标题。仅仅一周前，也因为一场暴雨，让“到武汉来看海”成为网络流行语。进入雨季以来，广州、深圳、重庆、杭州、南京、南昌等城市，轮番上演暴雨淹城的景象，“东方威尼斯”的称号在中国多地开花。 2011年，我国因为大雨而发生内涝的城市将近20座，但真正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的城市不多，许多城市纷纷将责任推给“极端天气、雨量过大”等客观原因。这种做法（ ）。

A. 静止地看问题

B. 分不清真理和谬论

C. 夸大了外因的作用

D. 回避外部矛盾

给定资料

1．交通拥堵，是近年来在全国凸现的“城市病”。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在谋划“十二五”发展时．均把“不堵车”列为具体目标，表明交通拥堵已经成为中国一线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不仅如此．交通拥堵还在向二三线城市迅速蔓延。

不仅是我国，交通拥堵也在困扰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各国针对交通拥堵问题。纷纷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进行治堵．

日本东京人口逾1200万，机动车总量超过400万辆．家用轿车320万辆．大约不到4人拥有一辆乘用车。这个比例虽然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列倒数第一，但由于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也是东京政府高度关心的一大课题。

如果乘公共交通远比开私家车快捷、便宜，你还开车吗?打开东京的地铁轻轨图．就是一张“蜘蛛网”。数一数接近20条线路，把整个东京覆盖得严严实实。即便是在地铁线路的空白地区，也会有都营公交车来补缺。除了线路多，换乘方便和准时也是东京地铁的一大特点．99％的线路换乘都不需要走上地面另寻入口．均可于三四分钟内完成。

与我国不同，东京市内的各大政府机关、公司等每月都会给员工报销通勤所花费的公共交通费用，但几乎没有一家给员工准备“内部车位”的。如果你想开车上班绝对没人阻拦．但你肯定舍不得路旁或大厦内每小时从600～1500日元(约合人民币40。100元)的停车费。停车费贵了，路旁违章乱停车的现象就会突出。东京的道路没有自行车专用道，基本全是两条或三条机动车道，有一辆车随意停在路旁，就会阻碍后续的一溜车，增加拥堵的程度。为了治理乱停车，东京政府从前年开始专门雇用“职业杀手”——停车监督员，大多是退休的老警察，两人一组，配备数码相机和记录仪器，发现违章的车辆就拍照贴条，一次罚款1．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扣两分(日本驾照满分6分)。

东京政府、警视厅等联合推出了“超级畅通作战计划”。核心内容是利用尖端信息通讯科技ITS(高度道路交通系统)，将人、路和车辆作为一体进行调配，科学计算车辆流量并依此对信号做出调整。此外，在各大路段设立即时更新的电子提示牌，向司机提供准确的道路信息．由司机自行选择最快捷的线路。据称，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要将东京市内拥堵较严重的7条路线的高峰期行车时间缩减30％。

2．新加坡是征收城市交通拥堵费的“原创者”，1975年，针对越来越严峻的交通压力．为了治理城市车辆拥堵，对造成拥堵的车辆征收拥堵费，并提高停车费．目的是保持城市交通的畅通。具体做法是在市中心6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域，对进入的车辆每天收费3新元的“道路拥堵费”，公交车除外。但这一措施却造成了城市繁华地段的商铺生意冷淡。人们情愿驾车去更远的不收费的郊区商店购物，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新加坡交通秩序的井井有条．并非源于交通拥堵费，而是在城市设计上，新加坡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新加坡将全部土地规划为55个小区．“小区”不但有居住的功能，还有办公楼、购物中心、学校、医院、餐饮、娱乐、公同等．居民的上班与生活休闲，基本上可以在一个小区内解决，这就大大降低了市民在城市内出行的频率．从而减轻了城市的交通压力。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以地铁和巴士为主。当地现有4条地铁线路．基本贯通新加坡东西南北．加上极其发达的250条巴士线路、近3000辆巴士、超过3500个站点，构成便利的出行网络。在新加坡出行．巴士一地铁一巴士的模式再正常不过．几个有名的旅游点如新加坡动物园、飞禽公园、圣淘沙，都没有地铁直达，但地铁站出来转乘接驳巴士很方便就能到达。乘坐巴士是按距离收费的．乘客上车下车各打一次卡，因此就不存在坐一两个站就要给全程车价的情况．鼓励了更多人坐车。

3．美国纽约的智能交通信号系统是出行和交通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套系统拥有86 台闭路电视．负责对全市五个区的主干道交通状况进行监控。此外．它还负责管理纽约市6600 个交通信号灯和4000个用于测定车流量的环形探测器，并且还拥有一个大型电子显示屏．及时跟踪曼哈顿岛上所有交通信号灯的动态变化。一旦某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或出现拥堵状况．计算机就会立即发出指令，对附近地区的信号灯重新进行编程。闭路电视也会马上对准现场．为工作人员处理事故和交通拥堵提供实时信息。美国这种“疏导”方式赢得了众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美国政府的预算来自税收．购买公务用车要提请同级议会批准．每年还要向公众公布使用情况。因此，一般政府部门公务车数量控制非常严格。联邦政府一个上千人的部．公务用车往往只有几十辆．州政府的公车数量也不多．有的市政府只有几辆甚至没有公务车。美国政府的公务车会在车牌上注明只能由政府使用．有的车身上也会喷涂“政府用车”字样．但这不是特权的象征，反而是便于接受公众监督，如果在下班时间公务车停在饭店、娱乐场所门前，往往会受到举报。

欧洲一些国家对城市居民每次开车出行的距离进行调查．鼓励近距离出行者步行或骑自

行车，有的国家还开辟了自行车专用道和无噪声区等。在欧洲城市中．自行车主要用于中短距离出行．不少市民把自行车停在城市中心区地铁站附近，乘地铁进城后，可以换骑自行车很快到达目的地．免去了开车进城没有泊位和停车费昂贵的烦恼。

哥本哈根市曾经投资280万克郎．向市民免费提供自行车．在市区150多个指定地点放置了1000多辆自行车．用扣锁相连。需要者只需将一枚20克郎的硬币嵌入锁内，便可取下自行车．用完后在任何一个指定地点把车锁好就可取回硬币。这项原本只是针对旅游者而实行的服务活动．后来被进一步推广到了公司、企业、政府机构，以及公交汽车站和火车站，使人们在上下班或外出办事时都可以不花一分钱随时随地骑上自行车。哥本哈根市免费为市民提供自行车的资金．来源于在自行车车轮表面和车身上做广告所得的收入。

欧洲城市在核定城区建筑配建停车设施规模时，往往是限定一个不宜突破的最大泊位数。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丹麦哥本哈根市每年减少2％～3％的停车设施供应量。目前。哥本哈根市中心区停车位数量只有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区的1／3。此外，哥本哈根的停车费是不断变化的．其价格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中心城区路边停车的费用高达每小时4美元，以确保停车设施能够迅速周转．

4．2012年10月8日，公安部公布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即公安部令第123 号)，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新交规加强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还改进了驾照制度。虽然自公布之日起，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关注，但严厉的新规带给车主更多的是纠结．尤其是“闯黄灯扣六分”、“开车玩手机被抓扣2分”、“闯红灯交通违法记分将由3分提高到6分”、“不挂号牌或遮挡号牌的一次就将扣光12分”等条款更是让许多驾车司机闻而生畏．被称为“史上最牛交规”。

围绕“史上最牛交规”，网友、专家和相关部门展开了大讨论，“闯黄灯罚6分”更是成为热点话题。下面是从微博等媒体摘录出的观点：

网友A：新交规实施后，我成了第一拨吃螃蟹的人，正常行驶，前车骐达见黄灯一脚急刹．我给他撞出去一个车身，对方后保险杠及尾门报废，我车没事，人也无碍。请各位在看见信号灯1公里的时候就开始减速吧……祝各位好运。

网友B：第一天上路，试验几十次黄灯问题，很难掌控。要么灯前50米左右就把车速降至极低——这必将给本就拥堵不堪的交通造成更大灾难：要么随时准备灯前急刹——这必将造成更多追尾事故。我积极赞成交规从严，但这一条确实极不合理，郑重呼吁北京交通修订此条! 况且，倘若规定严厉到让人无法做到，必然导致执行中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看谁比较倒霉撞在枪口上了。

对民众的质疑，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个路口信号灯的设置，包括它的转换时间．是根据路口本身情况和相应交通流量和通行情况而确定的。司机只要谨慎驾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就能避免在路口附近发生追尾事故，或者是其他的恶性事故。

网友C也认为，因为黄灯时间仅3秒，司机必须加速才能通过路口。疏于观察周嗣情况．闯黄灯发生事故的概率要高于闯红灯，因此，闯黄灯的危害要比闯红灯大得多。这次闯红灯和闯黄灯的处罚，由此前的扣3分提高至扣6分，少数司机必须掂量其交通违法行为的后果．必将大大降低事故的发生。

一位名叫“老徐时评”的网友针对新交规发微博称：“黄灯本来是红绿灯之间起到缓冲警示作用的过渡，闯黄灯要处罚的话，黄灯与红灯还有啥区别?干脆取消算了。如果黄灯取消．红灯也没存在的意义了．完全可以一个绿灯包打天下：灯亮行，灯灭停，还省电!”

当谈到“如何做到清晰界定违规而没有异议”时，有交警坦言，当黄灯亮起时，只要机动车车身任何一部分已经越过停止线，车辆继续通行，不应当认定为抢黄灯。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要停止通行。现在把红黄灯都视为“闯”，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交通信号灯的设置初衷。

对此．有网友借鉴了国外的例子进行论证：在美国，黄灯在很多时候是必须闯的，如果见到黄灯后急刹车反而是违规，因为后面的车来不及反应易追尾，北美对闯黄灯是要处罚，但是。开车人在法庭上也可以为自己开脱，比如车上有小孩，或者当时后面有一辆车紧跟着，怕追尾。总之．并没有不问青红皂白地“凡是闯黄灯都罚”。

5．当黄灯被“提拔”为红灯级待遇时．它原来从事的缓冲工作由谁来接替?有网友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城区路口安装倒计时信号灯，读秒的红绿灯一样可以起到警示作用。还有网友提出，国内一些城市使用了倒计时信号灯，就是在红、绿灯亮起时。同步显示剩余时间．“倒计时也是一种警示，与黄灯效果一样，为什么不能装这样的灯”?

交管部门表示，倒计时信号灯不适合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暂不考虑安装．目前只有部分路口安装了用于步行道的倒计时信号灯。城区的智能红绿灯系统在路面下面埋有感应设备。路网的红绿灯形成一个大型的“绿波带”，根据车流量的增减，红绿灯会调整时间。如果是数秒的灯．就会出现倒计时混乱，也会给驾驶员造成错觉。目前倒计时车行信号灯主要在远郊区县，在采用固定放行时间的路口使用，因为这些地区车流量相对少，通过率也固定。

也有法学专家对公安部的举措表示理解：“黄灯原本是对司机以警示、对交通以缓冲。公安部之所以做出如今的规定，是因为近年来在黄灯时区内发生了不少交通事故。事故的根本原因是驾驶人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意识，甚至使原本是警示灯的黄灯变成了‘加速预告灯’。”

某网友这样评论新交规实施后的状况：最严交规实施后．各大路口黄灯亮起时．一脚刹车．机动车齐刷刷停下，但总有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摩的等无视信号灯快速驶过，闯完黄灯闯红灯．让另一方向正常行驶的汽车不得不减速慢行，甚至刹车为其让道，交通状况仍然一片混乱。

6．“闯黄灯”争议始终，公安部门规范交通秩序、树立规则和安全意识的初衷一目了然．也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相当比例的拥护，种种不足与教训也是不争的事实：闯黄灯处罚数日而变．赢来了“叫好”也留下了“质疑”：深圳、哈尔滨等地因抓拍设备不足、交通标线模糊等原因使“闯黄处罚”难以实施……种种缺憾，需要反思．也值得其他部门引为借鉴。

在事关公众利益的决策面前，在日益广泛的民众参与趋势之下，事前深入听取意见、细化处罚规定。事后虚心听取意见、及时纠偏完善都是必不可少的积极态度。暂缓处罚不等于不罚．规范交通秩序、树立安全规则的改革方向不会因此改变。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类似黄灯处罚的风波不会是孤立的个案。对于习惯匆忙前进的国人，在闪烁的信号灯前是减速慢行还是加速通过．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规则对习惯的矫正不可一蹴而就，只有在规则出台前就广开言路、充分准备，改革的脚步才能更加稳健。

7．2012年7月28日，北京东五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7死1伤。令人遗憾的是．事故发生后。一些车辆挤占应急车道，导致救护车、救援车无法快速到达现场。应急车道被称为生命通道．因生命通道被占而延缓救援，引发了人们对“驾驶陋习”的空前反思，某市为此开展了“文明在行动”系列活动．举行了以此为主题的座谈会：

主持人：请各位谈谈您所看到的不文明出行现象。

嘉宾：除占用应急车道外，不文明出行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肇事逃逸、开故障车、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严重超载、接听电话、闯红灯、违法变道、抢行等。这些不文明行为，有一部分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有些是违规行为，但无论如何，道路的安全畅通人人有责．不文明驾驶是对他人不负责任的表现。

嘉宾：我常年开车在马路上跑，常看到一些开车不文明的现象，很来气：有的车习惯加塞儿，让自觉排队的车过不去；有的车见缝就钻，抢来抢去把路口堵住．结果谁也快不起来：最常见的是，有的车遇到斑马线时不减速，跟行人抢道，司机甚至骂骂咧咧；最危险的是．此时有的行人随意翻越护栏．闯红灯。

主持人：对这些不文明现象，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不对的，甚至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可为什么这些现象似乎有增无减，原因是什么?

嘉宾：一句话，人的素质问题。如果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懂得谦让．那么交通事故会大大减少。然而，现实中表现出来的是很多司机意气行车，经验丰富的开英雄车，技术好的狂飙，路况好时一路猛插油门，上路之前先观察交警再决定开车的状况……这些都是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买车的人多了，驾驶员培训速度也加快了，培训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很多司机驾龄短，路面经验不丰富，也会或多或少被动地出现不文明开车现象。

8．主持人：有评论说，我国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但我们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汽车文明，对此．您怎么看?

嘉宾A：汽车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入汽车时代后．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文明体系。包括道路设施的完善，民众安全意识的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汽车文明的构建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美国、德国都是先完成了城市化过程，而后才是机动化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比

较长的时间。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机动化就已来临．据统计．截至2012年10月，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38亿辆。

嘉宾8：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占用应急车道、与行人抢路的情况少～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舆论对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包容度比较低。如果你开车不让人，周围人会觉得你很野蛮．看不起你。而我们刚刚进入汽车社会，很多情况和行为都是新的，对什么应该包容、什么必须谴责，从社会角度来看还没有形成共识，也缺乏文明级别的标准。

嘉宾C：很多人都看过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有一集讲的就是交警到幼儿园去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模拟各种交通情形，告诉大家该怎么做。这样的教育在中国还太少。通常是孩子在课堂上刚背完“红灯停、绿灯行”，放学路上家长就带着孩子闯红灯。

嘉宾D：文明的交通环境是由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组成的。现在对机动车违法好处理．可对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处理，就要难得多。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对遵守交通法规这一要求都是不屑一顾。当然，当前交通环境不健康和政府也有很大关系，许多行人流量大的路口，没有天桥或地下通道，一些地下通道标志不明显，有的过街天桥成为小商品“市场”。对老人、儿童、身体较弱者来说，上下天桥和走地下通道很难，再比如，有的公交车站，离路口很近．公交车不连续并线很难。

嘉宾E：闯黄灯新规引起的全民大讨论，折射出中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后的尴尬与困惑。已经迈入汽车社会的中国，急需建立汽车文明，汽车文明的缺失，会导致汽车社会的负面作用被放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道德风尚也会受到影响。

9．经济学家S在为《汽车社会》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欧洲的马路并不比中国的宽．但交通秩序相当好，几乎没有酒后驾车、违章行车、抢道等违章行为。在没有红灯的地方汽车总是礼让行人。过去我也曾为中国汽车太多而发愁，到了欧洲才知道，汽车多少无关紧要．关键是有没有汽车文明。”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汽车梦，各种汽车展会上人头攒动预示了一个汽车时代的来临．但关注汽车文明的人远远比想实现汽车梦的人少得多。如果每个人都不关心汽车文明．汽车梦的实现就将是一场灾难．个人的理性行为将会导致社会的非理性状态。”

汽车保有量和机动车驾驶员数量爆炸式增长，只是帮助我们从数量上迈过汽车社会的门

槛。在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及提高文明程度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对于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和文明程度，是否仅仅依靠重罚来实现．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中谈到了各国治理交通拥堵的情况。请结合给定资料。谈谈各国的做法对我国治理交通拥堵有哪些启示。(10分)

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全面：不超过300字。

二、2013年实施新交规后，“闻黄灯将扣6分”的条款引发广泛争议。请根据给定资料。谈谈你对该规定的看法。(15分)

要求：观点明确，思路清晰；不超过350字。

三、为了提高驾驶员文明驾驶的意识，某市开展了“文明交通在行动”活动。假如你是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请你根据“给定资料7”，草拟一份此次活动的倡议书。(25分)

要求：语言优美，导向正确，条理清晰，不考虑行文格式；不超过400字。

四、有评论说。“闯黄灯新规引起的全民大讨论，折射出中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后的尴尬与困惑”。请根据给定资料。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10分)

要求：观点明确，思路清晰；不超过250字。

五、请你根据给定资料。围绕“重罚能否罚出汽车文明”这一话题，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

1．中心明确，思想深刻；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1000，1200字。

请帮忙给出每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和分析，谢谢！

1.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民众购车需求旺盛，汽车保有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1.94亿辆，汽车驾驶人超过3.1亿人；

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也标志着中国进入更加严厉的交通法规时代。

2.北京的刘先生，最近通过了驾考，准备购车的他开始犯愁“买车是租别人的牌照是上外地牌照呢？如果上一个外地牌照，而交管部门规定部门路段禁止外地牌照车通行，路段一限制，就只能把车停下转乘地铁或公交，地铁或公交附近又很难找到停车位。过去买车差的是钱，现在攒够钱了，买车却难了。”在北京购车上牌照需要摇号，牌照就成了稀缺资源。但是摇号太难了，很多人几十次也未摇到号码，不少人将摇号比作买票，摇到号就好比彩票中奖了。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等多个城市采取摇号或拍卖等形式控制车辆数量，还有多个省会城市及二、三线城市欲实行这一政策。

3.2014年1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一辆高尔夫轿车以急刹车、快速并线等方式，多次别停同向行驶的宝马车；2015年5月3日，成都市一立交桥，一名男司机将一多次并线的女司机逼停后当街殴打；2016年3月14日，长春一名青年男子在某商场门前，下车对前车驾驶室方向辱骂，并猛踢前车车门，让前车驾驶员下车，因前车驾驶员未下车，青年男子上车后，续猛撞前车，并造成前车并排其他车辆严重受损；2016年6月11日下午，在湖南怀化某小区，一辆小汽车将楼下的进出口处堵得严严实实，车子不但被小区居民吐口水=砸鸡蛋，还被人用粉笔留言谴责……

4.“礼让斑马线”是一项基本礼仪，也是一项基本规则，既是文明范畴，又属于法律范畴。汽车文明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以人为本，强者礼让弱者、汽车礼让行人是行为基准。这一文明规则也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得到固化，《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如何通过人行横道有明确细致的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更是制定了严厉惩戒措施：“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一次记3分。”

2016年3月1日起，《H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斑马线“礼让行人”首次被写入了地方法规，“礼让行人”从最开始的文明倡导升格为地方法规条款。

5.J市举行了一场以“汽车社会与汽车文明建设”为主题的座谈会。

主持人：我国已经进入了汽车社会，但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汽车文明，一个汽车社会里，我们应该提倡哪些“汽车文明”？

嘉宾甲：在发达国家占用应急车道、与行人抢路的情况少，很重要因是社会舆论对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包容度比较低。如果你开车不让人，周围人会觉得你很野蛮，看不起你。而我们刚刚进入汽车社会。很多情况和行为都新的，对什么应该包容，什么必须谴责，从社会角度来看还没有形成共识，也缺乏相关文明级别的标准。

嘉宾乙：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路口前面明明已经堵死了，后面的车也不管不顾，只要是绿灯就往前开，结果堵在交叉路口的中央，把四个方向全部堵死。文明驾驶就不应该抢绿灯，走到路口，绿灯虽然亮着，但前面车已经堵住了，就别走了。这样，横向来车就能顺畅通行。类似的例子很多，我们每个人应该从自身做起，践行“汽车文明”。

6.有媒体曾报道了一个家庭聚会故事：爷爷召集儿孙吃饭峁孙们却在饭桌上玩手机，被冷落的爷爷一努之下摔盘离席。这个故事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网友普遍认为，对智能手机的过度依赖，已经对个人生活和社会交往产生了不良影响。现实生活中，时时可见地铁上、公交车内大部分人紧盯着手机屏幕，餐厅里人与人邻座近在咫尽，却各自手机玩个不停，心如远隔天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M老师认为，曾经被视为电脑独有的“网瘾”已蔓延到手机上，智能手机的影响可能会超过电脑，一些缺乏自制力的人会更加严重地沉溺于虚拟世界中。

7.有一定自控力、判断力的成年人尚且摆脱不了手机的诱惑，又怎能指望儿童能自控呢？如今不少孩子在手机、电脑等新媒介的陪伴下日渐“孤岛化”，缺少玩伴、缺少交流，习惯于自娱自乐，整天抱着手机，性格越加内向孤僻……当年少年儿童的“媒介依存症”现象让人忧虑。

养孩子实在需在耗费太多心力、体力，于是希望“喘息”片刻的父母便借助电视、iPad、手机等媒介工具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让孩子自己玩。殊不知长此以往，孩子不仅视力受损，还会导致其注意力不易集中、性情孤僻、思维模式受影响等症状，最终出现尼尔·波兹曼所描述的“童年的消逝”现象。

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成长在线”栏目曾播出《一家三口办报记》，讲述了海洋一家三口为培育女儿冰冰而创办家庭月服报《我爱我家》的故事，担任报纸主编的女儿冰冰在与担任编辑与编审的父母的互动过程中改变了她原来胆怯和孤独的性格。儿童在与家长的互动中能增长知识、拓展视野、沟通感情、提高认知能力，有利于健康性格的养成和良好行为规范的确立。

在日益崇尚信息、技术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如何看待个人与社会、科技与人性的关系，是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的。

答题要求

根据给定资料1-5，概括我国进入汽车社会后面临的主要困扰。

给定资料2在描述汽车社会面临困扰时提到，“汽车成为社会分化象征，许多汽车问题升级为社会问题”。根据给定资料，应如何理解这句话？

根据给定资料6，总结H市推行“礼让斑马线”的主要经验。

给定资料7中，“空白罚单”等人性化执法行为引起了社会的讨论，请分析指出讨论的焦点及正反方主要观点。

“汽车文明是否‘一路绿灯’，关系到社会文明的进程。”写一篇议论文。

请帮忙给出每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和分析，谢谢！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隧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ll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确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殷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 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于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一一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日“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三、作答要求 1．“给定资料2”画线部分提到：“人生处处是‘围城’……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请结合全部“给定资料”解释“围城”的涵义，并简要谈谈你从这句话中得到的启示。(20分) 要求：准确、简明。350字左右。 2．“给定资料7”提到，一些专家学者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请分析总结一下这些观点，并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观点。(20分) 要求：(1)观点明确，分析透彻； (2)语言流畅，层次清楚，有说服力； (3)不超过500字。 3．“给定资料1”提到当代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应对之策。(20分)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4．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后，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难以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5年，月收入过万，2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2000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绝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5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l5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40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地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地田园牧歌。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的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涪细节。这也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昭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ll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厂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阳光，他的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离开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2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按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另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间房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儿，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浦说：“骑-T 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二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20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不被认同，“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已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人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但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周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它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沦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的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El“理性选择”—— “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现象和“蚁族”群体出现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地扩招。二是因为当下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靠简单加工行业，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他们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不只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的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房价上涨的趋势。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被“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三、作答要求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总结大量外来人口集体“逃离北上广”，却又最终重新“逃回北上广”的原因。(20分)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300字。 (二)“给定资料2”画线部分提到：“人生处处是‘围城。……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另一个‘围城’。”请结合全部给定资料解释“围城”的含义，并简要谈谈你从这句话中得到的启示。(15分) 要求：准确、简明。250字左右。 (三)“给定资料l”中画线部分提到当代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应对之策。(25分)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四)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 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