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维尼认为法既不是理性的产物，也不是人的意志的产物。法同民族语言一样有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法律是民族

意识的有机产物，是自然而然逐渐形成的。萨维尼指出，在每个民族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传统和习惯，而通过不断适用这些传统和习惯，它们便逐渐形成了法律规则。简言之，法律起源于习惯，习惯是法律最初的不成熟的表现形式。萨维尼在《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指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初期，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就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这些现象不是分离地存在着，而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在本质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我们看到的明显的属性。这些属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一种民族内部所必需的同族意识所致。任何偶然或任意原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哈耶克指出，进化理性主义认为个人的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和不完全的，理性在人类事务中起着相当小的作用，尽管如此，人类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有赖于一个“非个人的和无个性特征的社会过程”，依靠这一过程，个人所创造的成就能够超出其所知的范围。进化理性主义还认为，文明是经过许多人的才智、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不断试错而逐渐积累形成的，各种实在的制度，如道德、语言、法律等并不是人类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由模仿、学习、传播的选择性进化的结果。哈耶克提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利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诉诸强制”，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对此原则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偏离，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通向全权体制之路。到了晚年，哈耶克得出的结论依旧是“自发形成优于中央命令”。在哈耶克那里，法律常被表述为“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一般性的抽象行为规则”、“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等，意指那些服务于自发秩序的形成、独立于目的的规则。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说到底，法的形成，就是以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中介，最终由该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在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交错、制约、影响和作用中，人们有目的的自觉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一下法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