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是轨道交通运营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福州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其所属的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实施（）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第一题、第二题、第五题，所有考生都必须作答。

第三题仅限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第四题仅限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在北京市海淀区双安商场附近，活跃着4拨欺骗型的乞讨者。其中有年轻的孕妇，有两个学生打扮的男性，还有一家三口。他们衣着打扮都比较整洁，跟普通人一样，乞讨的理由都是没钱了，要点钱吃饭和当作路费。

材料二

记者问一个乞丐：“有人管你们吗?”他回答：“没有，警察和城管在面前也不会管，刚才我坐在下面，一个交通协管员说下面是主要干道，让我到天桥上来。以前乞讨被收进收容遣送站后，会被送往原籍，现在不会了。”

谈及乞讨问题，福州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所长也连称头疼：“我们现在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管理这一特殊群体。这些人有的纠集在二起，给社会治安造成隐患，有的强讨强要，引起市民以及游客的极大反感，乞丐群的存在也影响了城市的形象。有时候，为了安置他们，干警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省救助管理站站长卓伟煊表示，乞丐是一个社会问题，乞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规定，救助管理必须是自愿的，如果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管理站无法强制对其进行救助管理，如果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事先告知后，救助站也不得限制。

福州市民政局福利处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在职能划分方面，乞讨的确是由民政局福利处管理，救助管理站具体实施。以前的模式是公安收，收容(遣送站)留，现在救助管理站只能作为救助方，如果乞丐不愿意接受救助，也就意味着乞丐管理处于一种真空状态。

材料三

“我不回去，打死也不回去。”北京街头，一名双脚畸形腐烂、无法行动的少年坐在简易滑轮车上，正被一对男女使劲拉扯，少年则大声哭嚷着不愿离开。

值勤民警立即上前进行盘问。拉扯这名残疾少年的是一对夫妇，他们自称是孩子的父母，但残疾少年却大声对民警喊道：“不，他们是我的‘老板’，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逼我要钱，我不要跟他们走。”

随后，民警将这三人带回分局进行审查。从少年随身携带的户口簿得知，这名残疾少年名叫小华(化名)，今年13岁，是河南商丘市雎县人。要带他们走的这对夫妇分别叫做宫保良、王素兰，与小华是雇佣关系。他们出钱把小华从其父母手中“租”过来，利用小华肢体残疾在大街上乞讨要饭来牟取利益。

由于不堪忍受虐待，小华偷偷跑了出来，跟一名少年一起去了石家庄，由于在那边被媒体关注，所以只好又回到北京，没想到这次在街头被‘老板’碰到了。

小华出生在河南商丘雎县一个农村家庭，天生双脚残疾，脊背又长了个拳头大的一个肿瘤。“我们家一共四个孩子，我是老三，除了我，他们都在上学，因为那儿的所有学校都不收我。”小华回忆，自己8岁那年，宫保良夫妇突然来到村里，挨家打听村里哪家有残疾的孩子。“那时我正在外面，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我，然后就找了我爸妈，提出要把我租走。说是带我出去做生意，实际就是让我出去乞讨。后来爸妈就让我跟他们走了，第一年的时候他们给了我爸妈4000块钱，以后几年，每年都给我家6000元。"

在这5年当中，宫保良夫妇带着小华到过重庆、杭州、武汉和天津等地乞讨，来北京乞讨也已两年。小华说，这几年他过得实在艰难，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每天老板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他就在这个地方乞讨。一天收入多则两三百元，少则几十元，到了晚上老板把他乞讨来的钱收走，带他回家。如果没有要到那么多的钱，回到家中就会挨打。

因难以忍受虐待，小华曾逃跑过好几次，但每次都被老板找了回来，回来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除了小华，宫保良夫妇还租借了和小华一样有残疾的五六个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挨过打。轻的时候被打几个嘴巴，重的时候就用铁锁链子抽，还有一次，小华的耳朵被他们用钢针扎穿了。

“每天来乞讨的钱全都要交给他们，我还得脱光衣服给他们看我确实把钱都交了。”小华说。由于身体有残疾，这些孩子都跑不远，他们中的很多都跑过，但又被抓了回来，“然后就被打得更厉害了。”小华第一次逃跑是在天津，“后来我被那里的记者发现，我的事被登在报纸上，他俩立刻找到了我。”

小华说，如果没有宫保良夫妇控制，他还是比较喜欢乞讨的，因为比较自由。“每天讨的钱就可以自己支配，不用上交，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吃就买了。”小华充满向往地说。当民警表示要送小华去救助站时，他却表示出十分的不情愿。

材料四

家住鼓楼的林先生表示，应该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加大宣传，引导其前往救助站救助归乡。省直机关的李先生等人提出，街头的流浪者应该分门别类对待，对于6～14岁的流浪乞讨儿童，将统一采取强制保护措施，送往救助站接受救助，如有监护人，将通知其监护人领回孩子，找不到监护人的，将由民政局统一安置；对于患有精神、传染、伤残等疾病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已向市政府建议由卫生部门主要负责，民政及公安部门配合收治。

另有十几位市民打进电话表示，应该设立禁讨区，如在重大政治、经济活动场所，公安、省、市政府部门门前及形象工程、窗口地段设立一些“禁讨区”，这样能基本保证整个城市形象和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

家住鼓楼的纪先生、陈女士甚至提出有关部门应该给乞丐发证，进行教育后改变成“职业乞丐”，学习外国的经验。

福建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肖艳表示，现在乞丐增多，与收容站变脸不无关系。肖艳认为，世界各地都有乞丐的存在，作为一种选择，只要不是在恶意地利用乞丐身份，政府也没有必要制止，但应该逐步减少这种乞讨人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她建议各地应该就地解决乞丐问题，包括完善社会捐助机制，有关的组织应该加强宣传，公布电话、地点，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整个社会救助发达后，人们的同情心通过这些渠道发挥，不会再给这些个体施舍，没有了收入，乞丐自然会减少。

材料五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饶会林认为，对三类乞丐应区分对待。

饶会林认为，我国现行的救助办法以“自愿”为原则，对城市乞讨者的管理效果不是很好。在一些具体管理措施的实施上，各个城市应根据自身的个性特点，如城市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不应“一刀切”。

饶会林说，城市乞讨者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真正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乞讨为生的；一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自愿”乞讨者；还有一类是有一技之长的卖艺乞讨者。对这三类人，应该区别对待。首先各地的救助站可建立一份当地乞讨者档案，做好调查研究，对第一类乞讨者，可采取政府救助的办法。对那些职业乞丐，则应该采取强制性措施。对第三类乞讨者，政府部门可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规范管理，比如指定某些地段让其卖艺。

材料六

在广州，近日“乞丐如何管请你说说看”的小调查吸引了热心读者积极参与讨论，记者抽取参与讨论的52名读者观点进行总结，发现市民大多对真正的乞讨行为抱有同情心，但同时认为应该揪出假乞丐，用驱逐、拘留等方法消除这种影响城市形象和妨害公共秩序的行为。

抽取调查的52人中，有34人认为乞讨是一种权利，认为不是的有17人，比例为2:1。李先生认为乞讨是自由，不应该规范和约束，不应该予以管理，应该救助。一名姓陈的先生则认为，乞讨不是一种权利，因为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而乞丐只有权利却不承担义务。

谈及“用哪些方式来管理乞丐”，市民们见仁见智，有18人同意“设立禁讨区”，占受访人数的35%；赞成“设立乞讨区”的有6人；有14人同意“给乞丐发乞讨证明”，占了1/4多；对以上方式都不满意选择其他的也有10人。

问及“是否赞成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设立禁讨区”时，有28人赞成，20人反对。在不赞成设立禁讨区的20人中，有11人认为这是错误的管理思路，8人认为每个人都有流浪乞讨的自由，7人还同意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做法。

最后一条“如果设立禁讨区，您认为应该怎样对待在禁讨区强行乞讨的乞丐”问题，选择驱逐的有16人，选择拘留的有17人，认为应该进行治安罚款的有7人。李先生觉得没有权利对乞丐进行拘留，因为他们并未犯法，他觉得应该先立法，然后对乞丐进行治安罚款。

材料七

据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介绍，救助站内一位30多岁姓赵的被救助者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只要身上一没钱他就会主动到救助站内接受救助，“其实他身体挺好，就是不愿意干活，站内给了他回家的路费，让他买票回家，结果没过几天他就又回到这里。”

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站长赵长林说，“在救助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救助对象需要符合四个条件，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落实到实处，救助站实际救助的人员并不是制度所规定的人员。”

“可以说，目前我们救助的对象中85%都不能同时符合救助条件，但对于想骗吃骗喝的人，救助站一旦核实身份就会终止救助，”赵站长说。现在救助站每周一、三、五三天，站内一名正式工作人员带两名保安，与公安、城管等部门配合在繁华地段进行主动救助，“如果遇到‘五一’、‘十一’等节日，就要天天出去救助。”

赵站长坦言，对于职业乞讨人员的救助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矛盾。“主要原因是这些职业乞讨人员通过乞讨可以赚到钱，而待在站内就没有收入来源。比如今年春节期间，许多乞丐在白云观庙会上扎堆儿，他们说一天可以收入五六百元，这样七天就能赚到好几千元。如果他们进救助站怎么会塌实?”

材料八

河北新旭光律师事务所的李志勇律师说，鉴于目前省会乞丐群落的“结构复杂”的局面，最有效的办法是必须采取分而治之、多管齐下。

李志勇认为，对于符合救助管理办法的流浪乞讨人员，政府部门应该尽心尽责对其进行救助。除此之外，政府也应该鼓励民间力量兴办慈善机构，最大限度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人道，救助；对于那些本身可以自食其力，却不去靠劳动而用乞讨去收集财富的，社会可以呼吁政府对此立法来规范；对于那些利用人身胁迫，限制未成年人或残疾人人身自由，组织其去乞讨的犯罪行为，公安部门必须依据《刑法》对其加大打击力度。当然，在治理整顿城市乞丐问题上，各有关部门必须互相配合、通力协作。

材料九

上海2003年12月25日对于在地铁乞讨的行为，连续被查到3次以上者，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处以刑事拘留。

2003年12月18日苏州市划定步行街、当地火车站、三星级以上宾馆周边等街区及风景旅游区、重要公务场所、交通要道等为禁讨区。

2004年1月13日成都首个“禁讨区”天府广场及周边禁止盲流乞讨范围被重新作了划定。

2004年2月20日福州市鼓楼区在区内设立流浪乞讨限制区域，包括该区的长途汽车站、繁华街区、广场、影剧院和位于该区的政府公务及外事活动场所。

2004年3月1日南京宣布自3月1日起，南京市8个区的部分地段及中山陵、长江大桥、禄口机场等地，一律不准乞讨及算命看相等各种形式的变相乞讨。

材料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教授李迎生介绍说，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有资格在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员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市生活保障或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

“这四个条件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落到实处。”李教授告诉记者，首先，“自身无力解决食宿”的标准不好掌握。能否靠自身解决食宿，只能靠简单的观察和听求助人自述。在询问情况这一环节，工作人员没有权利检查求助人员身上有没有现金、存折或者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能边救助边核实情况，一旦发现情况不实便终止救助。

其次，“无亲友可以投靠”的标准也无法核实。有没有亲友可以投靠，是靠求助人本人叙述的。只要他自己不提供，救助站就不会知道。第三，“不享受城市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的标准，救助站操作时比较困难。目前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的水平很低，在许多地方农村五保供养更是名存实亡。“所以说，即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享受以上待遇，对他摆脱困境也帮助不大。”

最后，李教授说：“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标准不符合实际。在现实中，有很多情况会造成人们暂时陷入困境。这些人未必会因为一时的困难而放下身段来沿街乞讨。其实，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只需要救助站帮忙打一个联系电话或者提供一个银行账号(以供求助人家属汇钱解困)，甚至提供几餐就能解决。

材料十一

“行乞证”制度绝不是中国首创。早在16世纪，西欧就有国家出台了针对残障人士的“行乞证”制度，而今这种制度已经在英、法、德、荷等国广为建立。我们不妨看看巴塞罗那是怎样管理职业乞丐的。西班牙巴塞罗那有三四处政府指定的“贫民窑”，都分布在城乡结合部。这些贫民窑内的居民有不少是浪迹天涯的职业乞丐。巴塞罗那政府官员认为，乞丐要组织起来，要让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地行乞，因此他们成立了乞丐协会，并民主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以及秘书长等取。

为了让这些乞丐了解协会的动态，巴塞罗那市政府还出资为他们创办了一份《乞丐报》。凡是协会的会员一律免费赠阅。报纸内容就是介绍乞丐的生活情况，告诫乞丐要合法行乞、文明行乞、遵守“双规”的时间和地点。违反者由协会严加惩处。报纸定价为1.5欧元一份，可以选派衣着略为整齐的乞丐会员在社会上出售。售报人员必须携带协会统一颁发的

“售报许可证”，政府对这些人不收税。

乞丐协会会长必须定期向市政府的“乞丐管理办公室”汇报情况，同时，市政府也会向协会通报新增的贫民窑地点以及居住情况，以便让其会员们选择不同环境居住。协会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控制在市中心的行乞人员，合理调配繁华地带的乞丐人数，采用轮流值班的措施，以便落实“大家都能进中心，但大家不能全部进中心”的策略。

如此一来，乞讨者的行为不仅没有使其所在的城市和国家蒙羞，反而体现了城市管理者的能力，也提高了乞讨者的文明行为。

三、作答要求

结合给定资料，概括其反映的主要问题。要求：概述全面。观点鲜明，条理清楚，语言流畅，不超过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