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城市（）

给定资料 1．从社会管理视角看，江苏的平安指数在全国一直领先。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江苏公众安全感连续8年攀升，2010年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南京、南通、苏州、常州、镇江、无锡等6个城市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数量和比率均居全国首位。经济活，社会和----党中央给江苏确立的“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任务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江苏是如何绘就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图景的?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哪些探索和经验值得关注?记者日前来到江苏调查。 “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江苏实现‘两个率先’。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而且要在改善人民生活、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上走在前列。”省委书记罗志军说。2011年4月21日，江苏省委全会郑重提出“努力率先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创新被列入江苏省“十二五”的“八大工程”。 2．2011年10月26日，北湖区湘南麻业新家属区居民吴锡泉等向记者反映，自2009年入住以来，该小区已有10多户居民一次或多次被盗，小偷白天、晚上都来光顾，大白天多次搬走居民家中的电视、电脑等物品。居民被盗物品，少则价值几千元，多则几万元，小区还被盗走一辆小车。“我现在来老家属区坐一下、玩一下都不放心，生怕家里被盗!”吴锡泉既气愤又无奈。居民熊菊兵告诉记者，4月、6月、10月。她家里已接连被盗了3次，其中第二次就盗走了价值1万多元的物品，她向派出所报了案。可到现在还没半点音讯。10月的一天，她才出去买一下菜，家里就进小偷了，幸亏她儿子在家才幸免被盗。她现在是哪也不敢走。每天就呆在小区、呆在家里。居民史姣姣介绍，小偷经常往居民的锁眼里注入胶水开门，将门锁弄坏。“家里进了小偷，总是几天都睡不好，心理上有阴影。”史姣姣指着楼梯口告诉记者，现在每个单元的楼梯口都装上了防盗门，出入一点都不方便，可还是不安全。 “我们小区的治安岗，已空了一年多，小偷明显比以前多。”福州鼓楼区达明一里有居民向记者反映说，小区治安岗内常能捡到空的高级钱包和皮夹，估计是贼在里面分赃，随后，记者走访了该小区。在小区业主杨依伯指引下，记者找到了小区的治安岗亭，不但窗户玻璃被砸，门锁也被撬坏。一些居民围着记者说，因为没有保安，小区一年多来盗窃案件频发，有的居民为了防小偷。还特意养了狗。杨依伯说，小区不少早起的老人跟他说，常在治安岗内捡到高级钱包和皮夹，但钱包都是空的。加之有人曾在深夜看到小偷躲在治安岗里，而附近又有大排档、夜市，大伙儿推测，治安岗空闲下来后，一些小偷在附近盗窃后，把它当成了分赃窝点。为什么小区不雇保安员呢?杨依伯说，小区原本请了物业公司管理，并配有保安。但2006年，物业公司撤出了小区，此后，小区就交给达明社区管理，社区也曾派来保安。可是2010年，保安也被撤走。此后，小区的治安每况愈下。 3．2011年2月25日，位于嘉禾路上的博贤职业介绍所曾上演戏剧性一幕：相关部门在突击查处时，近30名工作人员把执法人员团团围住，大呼自己也是受骗者。原来，他们本来是到职介所来找工作，被骗后想讨回中介费，最后竟在非法职介干起骗人的勾当了。来自江西的徐喜飞说，他来这家职介找工作，交了200元介绍费后，工作一直没找到。于是，工作人员让他到职介所工作，又让他交了300元培训费。可是之后，他根本没接受什么培训。徐喜飞说，职介所并未与他签订劳动合同，但承诺每月保底工资2000元，外加50％的提成。可后来，职介所又说工作前3个月没有保底工资。徐喜飞要求职介所退还押金，但遭拒绝。对于外地人，非法职介总是表现得很热情。会特地把求职者接到职介所里，尽可能将你与外界隔绝。骗取中介费以后，便以各种理由让你自动打消去应聘的念头，当你再想要回中介费，他们会说是你自己决定不去的，跟他们没关系。一些非法职介让求职者先交押金或者体检费，有的还要办理会员卡，收费300元-500元不等，说保证在一定时间内帮忙找到工作。如果找不到，就频繁换招工信息给求职者。一直找不到，他们就不再理人了。 4．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组织违纪违规现象不时被曝光。社会组织作为协同参与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似乎难当重任。曾轰动一时的全国牙防组违规认证收人218万元。而2011年6月，民政部又取缔了一个名为“全国高科技协作组织”的社会组织。经查明。该组织的部分分支机构打着国家机关的名义在各地行诈骗敛财之举，不仅损害人们经济利益，还影响了国家机关形象。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对社会组织实施管理，这是我国对社会组织采取的双重负责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是在分散社会组织管理失范风险的理念下形成的。但是，在社会组织快速增长的今天，这种管理制度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也逐渐显露出来。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董文琪认为，“双重管理”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双重难管”的困境。一方面，主管单位作为社会组织成立的审查者和业务指导者，难以平衡和履行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程度和方式，容易走向无为放纵或积极干预这两个极端；另一方面，这种管理制度还导致登记管理机关的管理无力，因为我国法律未对各级民政部门如何承担社会组织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或者备案、年度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管职责给予切实的财政支持和赋权。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在对社会组织依法实施管理时，普遍面临着权力有限、力量薄弱等问题。 5．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区一座拟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让选址地周边的30万居民忧心如焚。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民调显示，在对1550例周边民众的抽样中，知道该项目的达到100％，表示反对的高达97.1％。按说。在当下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常和环保、高科技联系在一起，被许多地方视为突破垃圾围城困境的有效途径。那么，素以观念领先著称的广州市民为什么会强烈反对呢?广州市目前日产垃圾过万吨，按照这一增长速度，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到2010年就会迎来垃圾围城。所以，尽管垃圾焚烧发电被认为可能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广州市民依然对此类项目表示了审慎支持，比如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建设时就曾获得这样的认可。可以说，在垃圾处理的紧迫性方面，民意与政策的初衷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为什么具体到番禺垃圾发电厂项目却发生碰撞呢? 从省情调研中心发布的民调数据来看，超过98％的民众对“涉及众多民众利益，但有关部门垄断行政决策，未能及时通报消息”最为不满——这一对周边环境及民众生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从2004，年确定地址、2006年通过审批、2009年开始征地，5年中没有情况通报，没有听证，甚至电厂所在的会江村村民也大多不知道有该项目的存在，直至它突兀地被民众关注。人们还记得，曾经获得民众支持的李坑电厂，尽管主管部门表示其排放水平达到了欧盟标准，但实际生产中异味难消，民众常有抱怨。对于这样的前车之鉴，番禺电厂项目如何避免?有关部门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说明。而在讨论过程中，政府方面始终强调该项目的优越性，聘请来开导民意的专家却来自垃圾焚烧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有的专家本身就拥有垃圾焚烧的相关专利，有的更是从事这方面经营的公司副总。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调查显示，即使环评报告通过，超过90％的民众仍表示会质疑其真实性。可以说，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上，民意和决策已经迎头相碰。这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政府决策如何响应民意、释解民忧? 一些行政部门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只要决策的初衷是善意的，只要从长远和宏观看，有利于民众的根本利益，就无须过多地在民意沟通上“纠缠”。事实上，只顾“行政效率”，只求“雷厉风行”，却忽略了解释、沟通、疏导乃至必要的修正，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决策，往往容易导致误解和纠葛，引来群众的不满甚至反对。 6．德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始的公众参与和正式的公众参与。前者是指在规划编制前，邀请市民就规划的编制和调整发表建设性意见，后者是指规划编制完成后，通过规划展示向市民征集批评意见并由公众审批的公众解释阶段。斯图加特广场位于柏林的夏洛腾堡一威默尔斯多夫区，其规划是建造公园绿地，需更新柏林的轻轨3号线并将轻轨夏洛腾堡车站东移。城市发展会议部遵循《建设法典》制定斯图加特广场公园及相关工程的规划，通过柏林公开出版的政府宣传册向公众传达规划信息，并在柏林政府公报、出版物和互联网上公开公众参与的声明，同时在规划听证会和信息发布会上向公众进行关于斯图加特广场工程的具体陈述。公众在了解相关信息后向规划当局提出意见以及规划方案的评价和修改建议。城市发展会议部和规划局根据专家和市民的意见制定出更为完善的规划方案，并再次在公报、出版物和互联网上做出关于修改后的方案，规划依据以及对市民意见的采纳情况的总体陈述，此时公众参与进人公众解释阶段。这种陈述时间持续一个月。在公众解释的这段期间内，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建议或修改愿望提出来，然后由管理委员会再次评估市民的建议，并提交给区议会以及柏林的州议会作决定。整个斯图加特广场工程的规划制定都是依据《建设法典》严格进行的，充分保障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的权利。 7．过去亲力亲为重管理，现在放手放权重服务。城厢镇政府尝到了甜头。东林村生态园建设需要动迁510户人家，政府把决定权交给群众，由群众民主决策，相互之间做工作，事情没几天就办妥了。在城市，南京市建邺区探索社区管理新体制，强化居委会自治职能。以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非常明显。过多的行政事务使之无暇服务群众。一个社区内有30个社工，分属10多个部门，不能形成合力，工作效率低下。如今，社区体制实现大变革，建立了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社区管理服务站，形成“一委一居一站”的社区管理“建邺模式”。居民“直选”和“海选”社区居委会，让社区居委会成为社区群众的“代言人”，组织居民自治，并收集社情民意。通过社区管理服务站，政府把公共服务触角伸到了居民门口。滨湖街道福园社区服务站站长王晓雷说，干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居民满意就是政绩。福园社区每名社工分管270户居民，家家持有社工的“服务名片”，有事就打电话。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居民需求什么，社区就服务什么。苏州市沧浪区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企业化运作，让居家老人24小时享受温馨、体贴、标准化的服务。如今，这种居家养老模式已覆盖全苏州的老人。在江苏，从养老托幼，到劳动就业、社会救助、医疗计生、平安建设；从日常生活，到文教、体育、娱乐、残疾人康复，社区“敞开一扇门、能办万家事”，服务对象和内容不断扩大。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江苏正在不断“发力”。重视民生，倾听民意，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源头活水”。江苏省长李学勇说：“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江苏要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就必须自觉地把社会管理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谋划，以民生需求倒逼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8．“公司为我们统一租住了宿舍，没想到住宿条件特别好，就像家一样，我索性让老公和孩子都过来了。”今年33岁的夏效凤，是上海携程旅行网公司的一名员工，2008年她被调到公司位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服务联络中心工作。她的孩子今年10岁，就在附近的实验小学上学，“是这里最好的学校了，不用交一分钱借读费。”夏效凤说。让夏效凤倍感满意的“家”，位于“四海家园”小区内，是政府为外来务工人员兴建的集中居住区。“让梦在这里扎根，让心在这里泊岸，这里就是你温馨的家园。”这是四海家园的宣传广告语。走进四海家园，处处让人心旷神怡：一排排6层高的楼房错落有致，落地窗户宽敞透亮；小区内道路整洁，绿树成荫：公寓楼内，洗衣房、开水房设施完备，房间既有单间，也有供4-6人居住的集体宿舍，每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空调、热水器、彩电等一应俱全。 “来自五湖四海的务工人员怀揣着梦想来到南通，他们是开发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开发区的动力源。他们是‘新开发区人’而不是‘外人’。为他们营造温暖的家，是党工委、管委会提升发展平台的首要任务。”开发区党工委政法委书记丁秉华说。 “目前像四海家园这样的大型集聚区共有3处，由政府主导建设，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能容纳6万余人居住，已经全部投入使用。仅建设四海家园，我们区财政就已出资2，63亿元。”丁秉华告诉记者。为了让新开发区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感受到方便的服务，管理者动足了脑筋。四海家园的大门口设立了平安服务中心，内设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办公室、巡回法庭、“检调对接”工作站、特色警务室、道路交通服务站，形成“1+4”综合服务模式。服务中心整合优化综治、物业、娱乐、休闲、运动等资源，实施了为新开发区人服务的教育、再就业、鹊桥会、矛盾纠纷化解、宜居、科技防范等社会管理创新项目。在服务管理模式上，开发区坚持市民化管理、亲情化服务，通过“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有效改变了以前“满天星”式的出租屋管理格局，增强了新开发区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南通市现有外来人员120万以上，并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他们既是南通区域发展的生力军，又是社会管理的新兴人群。只要我们做到像四海家园这样，以新居民的呼声为第一信号，以新居民的需求为第一选择，以新居民的满意为第一标准，就一定能够找到破解流动人口管理难题的‘金钥匙’。”南通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王振说。近年来，南通全市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建立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为平台，初步构筑了“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公安为主、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新格局。目前，全市共建立外来人员服务管理中心110个，外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1127个，配备专职工作人员585名，专职协管员1105名。各地切实加大对流动人口的服务保障力度，目前，我市流动人口工伤保险实行了市级统筹，就业预警机制和信息化网络基本建立，劳动合同签订补办整改率达100％，流动人口子女相对就近入学、免疫接种服务等已步入常态化。2011年初，19名优秀农民工享受到了我市经济适用房待遇。下一步南通市将抓紧制定出台《南通市居住证管理暂行办法》，积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切实解决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在本市的落户问题；严格落实配套政策措施，切实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生服务、法律援助等问题，推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同等待遇。加快建设面向流动人口的居住用房，大力推进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确保2011年年底前，崇川、港闸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集中”率达60％以上，其他县(市)及通州区达50％以上；同时，积极推行规模工地集中居住模式，城市市区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以上或造价10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都要实行施工人员集中统一居住，配齐食堂、洗浴等生活设施。 9．2011年8月24日，江苏省委宣布，该省将加大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力度，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凡取得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可享受参与社保、就业培训、子女就读、计生技术、防疫免疫、申领驾照、评定职称、参选劳模等八项基本待遇，该省今年还将推广流动人口“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模式。面对江苏宣布的这些政策，很多人感到一半欢喜一半忧。欢喜的是，江苏将通过居住证制度，让流动人口享受本地居民的基本待遇，这些待遇涉及到生老住行等基本生计问题，它无疑是对过去多年来区别对待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不合理政策的突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和平等对待住民的理念。忧的是，所谓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的“三集中”制度，恐容易让人生出强化歧视、群体分割、自由受侵之感。为此，很多人发表反对意见。网友A发表观点：从国家和居民的关系看。只要是一国之内的公民，即享有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权利，同时，基于“国民”而非“省民”或“县民”之概念，任何国民，也应享有在本国内迁徙、流动之权利。但“三集中”制度，恰恰与人的这种权利形成了悖反。专家L认为：“这次江苏省宣布的流动人口“三集中”制度，存在道义上的不合理和政策执行环节的不可行。”“流动人口散布在一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因为服务处所和经营场所的地域区别，不可能做到集中居住，如果强制要求这样做。就会加大流动人口的生活成本、交通成本和其他成本。不管是流动人口还是本地市民，他们不仅有在全国范围流动的权利，也有在一个城市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即便城市政府不强制要求集中居住。但哪怕是一种政策的引导，也容易给流动人口造成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因为不符合这种引导政策而失去本应获得的各种权利。” 网友C说：“以‘集中服务’之名，让流动人口‘集中居住、集中管理’，颠倒了行政服务和服务对象的关系。现代政府的服务理念告诉我们，政府服务于民众，应当基于保障民众之权利而积极为之，决不是让民众为了自己‘服务’的便利，而放弃权利。” 网友M说：“以政策方式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原住民区别对待，还容易在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之间人为造成鸿沟，不利于社会和谐。当前社会，人们基于故乡情结、文化差异、经济差别、城乡分野、职业鸿沟等各种因素，本已存在各种阶层隔阂和对立，城市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强化和增加这些对立与区别，而是采取政策促进差别消融，推进社会和谐。” W学者认为：公共管理决策者应当意识到，流动人口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把每一个人当人看，把每一个流动人口当成“自己人”，通过强化服务、平等待之，以促进各地人群的体谅、互助和融合，而不是时刻把流动人口当“外人”，甚至贴上标签区别对待。 10．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江苏无疑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占全国1％的土地，养活了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0％的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万亿元，人均GDP超过7700美元，城乡居民达到了联合国提出的生活富裕水平，江苏经济阔步走在全国前列。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美国现代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说过：“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构造，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西方诸多文字中的“文明”一词，都源自拉丁文的“Civitas”(意为“城市”)，这并非偶然。城市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不断更新的特性，促进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完善。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而城市面临的种种挑战的发端，不论是拥挤、污染、犯罪还是冲突，根源都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为此，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以“和谐城市”的理念来回应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和谐”的理念蕴藏在中国古老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推崇人际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同时“和谐”也见诸西方先贤的理想。数百年来，人们对“和谐城市”模式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乌托邦”，到18世纪的“理想城市”，再到“田园都市”，一系列的理论、主张和模型无不在探索如何建立城市在空间上、秩序上、精神生活和物质吐纳上的平衡与和谐。

依据给定资料1—4，指出社会管理中存在哪些问题。要求：概括全面、条理清楚、语言流畅。不超过200字。